中欧基金刘金辉：专情于科技产业研究，逆势前行的TMT捕手

为应对毒情的发展,国家禁毒办日前会同公安部､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联合出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该办法一次性增列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覆盖了当前全球主流的8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一些记者朋友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表示，中国反腐工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超凡的胆识和魄力。”郭卫民说，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媒体报道称，中国有力打击了腐败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反腐对国际反腐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其他国家开展反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一些化肥企业则开足马力保障农资供应。“简政放权”成为13日记者会的“高频词”，一共出现了8词。李大大总理在回答《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记者问题时都提到了简政放权，由此可见它在李大大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大大说，“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也要抓牵牛鼻子的改革，在重点领域要有所突破。”随后紧接的就是“今年我们还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有效规范地发挥作用”。显然，简政放权就是“牵牛鼻子的改革”之一，中央政府在去年把它当做改革的“先手棋”，在今年初把它当做改革的“当头炮”，这充分说明牵住“牛鼻子”才是改革的关键和要害。 在过去一年，这个“牛鼻子”的改革已经成效显著。在去年3月，李大大上任后承诺要削减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以上，今年3月，李大大回顾2013年工作时谈到，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是一份让人瞩目的成绩单，李大大用五分之一的任期，完成了五分之四的简政放权承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的工作部署中，李大大承诺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他说：“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这就意味着他将5年任期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任务提前3年实现——去年的416项加今年的200项大大超过了最初承诺改革的1700多项的三分之一，而在一个多月前，这项工作已经再次启动。 简政放权绝不仅仅是审批权数量上的变化，还有质量上的更新，那就是“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的管理，前者是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后者是让政府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清单都是对外公开，这种透明度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只有做到这样，才可能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如今，改革的效果也比较明显，经济的潜力正在激活。正如李大大所说，简政放权“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最后的结果是企业少找市长多找市场，地方跑北京的来找项目、拉关系的事情也少了，还有一个统计数字也表明这市场的活力正在迸发：“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改革总是会遇到阻力，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便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在实践中还是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媒体报道，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正被权力部门下属的中介机构“截流”，甚至一些地方和部门将审批权下放给下属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又如在一些部门依然还存在着办事难的现象，有的部门可能是把次要的权放出去了，但是重要的权还留着。 李大大在记者会上也承认，“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也确实遇到了像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这些恐怕就是改革中的“硬骨头”，需要改革家们不断去“啃”。所以李大大出了更强的改革声音：“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而给予他义无反顾动力和底气的则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 当然，下放或者取消审批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撂挑子”，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需要放管结合，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要协调起来，分工负责、体现公平。李大大说，“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尤其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这就是强调“放”的一面；另外一面就是“管”，对于市场难以有效调节的问题，比如一些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李大大就表示“要严加监管、严厉惩处”。 既然顶住重重压力也要简政放权，甚至动了一些人的“奶酪”，那简政放权要放到什么程度？其实，改革始终是一个过程，它不一定完全呈现一种可以量化的标准，完成三分之一的审批权下放就算改革成功了吗？未必如此，改革成功的标准应该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处于良性互动时。我们期待并且相信，李大大牵动“牛鼻子”的改革，最终让中国经济和社会越来越牛。（田享华）

1999年4月，中埃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埃及也是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